峡江县税务局：“四到位”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

　　 第一，没必要将2020年全年的经济增速推高至潜在增速的水平，只要确保下半年经济增速能够恢复到潜在增速，应对超预期疫情大冲击的宏观调控就是成功的。

　　 潜在增速描绘的是一个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实际增速需要在长期内围绕潜在增速运行，不过在短期内是可以偏离的。虽然经济理论中没有对短期和长期的具体时间长短进行严格界定，但一般认为只有价格得到充分调整之后才称为长期，因此至少是在1年以上才能称为长期。从潜在增速的相关研究来看，通常也是以3年或5年作为一个时间段来判定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之间是否发生了偏离。换言之，从经济学理论上来看，完全没有必要保证每一年的经济增速都在潜在增速附近。有鉴于此，只要中国经济增速在今年下半年甚至明年上半年逐步回归到潜在增速附近，就可以认为实际增速仍然是在围绕潜在增速运行，那么今年的宏观调控就是有效的、成功的。

　　 第二，在一季度经济增速大概率为负、二季度经济运行尚未完全回到正轨的情况下，如果想让全年经济增速达到5.5%—6%，下半年的经济增速至少要达到不合理的9%以上，大幅超出潜在增速3个百分点以上，而这很容易加剧债务风险等问题。

　　 事实上，中国自2012年以来的单季度经济增速就从未超过9%，2017年以来的单季度经济增速甚至从未超过7%，可见下半年要想实现9%以上的经济增速难度颇大。即使通过大规模刺激政策实现了这一增速，由于大幅高于潜在增速3个百分点以上，也必将难以维持。如果2021年大规模刺激政策实施退出策略，经济增速将出现明显回落。因此，大规模刺激政策不仅不会使中国经济实现“V型”反弹，而且会使中国经济陷入“倒V型”的大起大落状态，从而对经济运行形成二次冲击。为了避免二次冲击，就只能继续维持高强度的刺激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形成超强刺激政策依赖症，甚至有可能出现令人担忧的资产泡沫等并发症问题。因此，疫情下中国的一揽子宏观政策不宜将全年经济增速拉回至5.5%—6%的潜在增速水平作为核心目标，更不能因此而重走强刺激的老路。

　　 除此之外，不走强刺激老路的另一个理由在于，无论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短期内大量上马项目，其本质上都是在提前透支未来的投资空间，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会导致原本就处在高位的债务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一方面，中国的基建投资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在财政收支压力不断加大的局面下，要想进一步加大基建投资，地方政府部门将不得不想方设法融资，由此很可能会加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另一方面，在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下，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不仅会提高利率水平，增加民企在债券市场等直接融资市场的融资成本，而且会挤占民企的信贷资源，导致民企面临融资难等问题，从而加大对民间投资的挤出作用。

　　 第三，疫情特殊时期宏观政策防范危机的关键不在于力度越大越好，而在于前瞻性地打破可能诱发危机的恶性螺旋循环机制。

　　 理论和历史经验教训表明，经济金融危机之所以会对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并产生长期化影响，本质上是因为产生了某种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的螺旋机制，而决策部门又没有采取针对性的宏观政策加以应对。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例，当时美国陷入了“住房价格下跌——债务违约增多——抛售住房清偿——房价和其他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从而对经济与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美国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并不是简单照搬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的应对办法，而是采取了量化宽松和前瞻性指引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旨在稳定资产价格与缓解金融市场恐慌情绪，从而打破上述恶性循环机制，避免其对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事实证明，美国通过非常规量化宽松政策较好地帮助市场恢复了信心，并且摆脱了危机的困扰。

　　 对于当前疫情大冲击而言，中国经济可能出现“居民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下降——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居民消费需求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机制。具体而言，疫情冲击下居民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双双下降，导致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与中小企业经营压力显著上升，从而可能会出现较大规模的企业破产风险，诱发大量债务违约与人员失业的局面；失业等问题的出现会进一步降低居民消费需求，从而对经济形成持续负向冲击，并进一步引发更多企业陷入困局。在此过程中，如果资产价格下跌过快、财政收支过于失衡，那么还有可能诱发典型的经济金融危机。